良渚|考古学界毫无名气“小人物”，凭借直觉和魄力发现“中华第一城”
【良渚|考古学界毫无名气“小人物”，凭借直觉和魄力发现“中华第一城”】文：郭晔旻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 。至此，我国世界遗址总数达到55，位居世界第一 。
地处浙江省会杭州西北大约18公里的良渚（今属余杭区）在汉时称为“兰陵”，晋时改叫“梁诸”，到了南宋年间出书的《临安志》里又出现了“梁渚”的称谓 。
如今这个“良渚”的地名，按照民国年间的《杭县志稿》的说法，也是源自宋代：“宋有良渚里”，相传当地旧时多“渚”，后垦为良田，故有此名，意为美丽之小洲 。另外也有说法认为，“良渚”是以邻近的良山、渚山得名 。各种说法，尚无定论 。无论地名渊源究竟来自何处，直到民国早年，良渚还只是一个寻常的江南小镇 。民国年间，镇上约有400余户人家，商店80余家，人口2000余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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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地形图 。考古学家在良渚古城勘探时发现，当时城内有“工”字形的水系与城外的水网连通 。该城为目前所发现的同时期中国最大的城址遗迹，可谓“中华第一城”
“良渚”这个地名在学界暴得大名可能要归功于一位货真价实的良渚人——施昕更 。仿佛命中注定一样，上天赐予了这个学历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在考古学界毫无名气的“小人物”一份属于考古者的直觉和魄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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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昕更，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人，良渚文化发现第一人
1936年初，杭州市在西湖西北的古荡老和山下（今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内）建造杭州第一公墓时曾陆续出土一些石器和陶器 。这些发现引起了西湖博物馆的重视，并派人于5月31日对这一处古文化遗址进行发掘 。施昕更也受命参加了这次发掘 。这位当时只有24岁的年轻人在整理老和山遗址的出土器物过程中，感到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别是有孔石斧在其家乡良渚一带也有发现，被当地村民称作“石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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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黑陶高柄盖罐，制作于公元前3100年至前2200年间，出土于上海青浦县（今青浦区）福泉山，现藏上海博物馆 。黑陶为良渚文化中典型器物之一，但明显区别于山东龙山文化中的蛋壳黑陶，成为确认良渚文化土著性和独特性的标志之一
1936年11月3日下午两点钟，这是一个日后载入史册的时刻 。在第三次调查中，施昕更在良渚镇附近的棋盘坟一个狭长形的干涸池底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其釉色胎质都有新异 。
在科学工具的帮助下，考古学家最终确认“良渚文化”是直接继承太湖流域的马家浜—崧泽文化与浙东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晚期文化发展而成的长江下游土著文化，它的分布范围不限于“良渚”一隅，而是包括钱塘江南北的广大地区与舟山群岛，其影响所及，最远甚至达到长江北岸的海安与淮河以北的新沂 。其中，长江三角洲（西起常州，东到上海）则是这一文化的核心地区 。
1972年春天，江苏省吴县（今属苏州市）唯亭镇砖瓦厂在草鞋山遗址上取土烧砖，出土了一些玉器 。得到消息的南京博物院遂派员前往调查并进行正式发掘，在墓葬内出土了大型玉器，如多层玉琮、精美玉璧、玉瑗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玉器竟赫然与夹砂红陶缸这样的典型良渚文化陶器共存 。原先长期被视作“周汉之器”的琮、璧等玉器终于被考古发现证明属于“良渚文化”，这些中国礼制中的重器，竟在一向被认为是“蛮夷之地”的史前江南找到了渊源 。玉器因此赋予了“良渚文化”以全新的文化内涵 。“良渚文化”具有高度发达的玉器制造业随后也被一波波的考古发现反复证明和强化，以至于制造精美的玉琮几乎成了“良渚文化”的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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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玉璜，出土于浙江杭州瓶窑 。上面的图案以往被解读为兽面（或饕餮），但现在专家多认为其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 。良渚文化出土的许多玉器上雕刻有该神徽，而且构形也与表现该神徽有着直接的关系，反映了良渚文化以神权为纽带的统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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