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宋美龄回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宋美龄回忆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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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在政治顾问端纳(左)的陪同下前往西安营救蒋介石 。
外国作者有视西安事变为一滑稽之喜剧者,余则视此为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斗争也 。盖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后,半个月内,西安事变之经过,其情状之复杂,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 。至其对于内者,则包涵个人与全国各种复杂问题,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积于其间 。今欲事后回溯,表现其准确明了之事实,固非易事;苟勉为之,首应排除个人之情感,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各方面同时活跃之经过,方能窥得其真相之全豹 。
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 。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 。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 。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 。
南京虽为首都,其在黑暗中摸索之状况,不减上海 。余偕孔部长及端纳(余已约彼伴余飞赴西安)匆促入都 。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 。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于星期六深夜开会,决定办法,立付执行;并将叛变首领张学良明令免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命令措词,异常严峻 。京中已于是日晨接到西安发来之通电,署名者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重要部将外,复有在西安之中央官吏多人 。电中列举非难中央之事状,皆足令人发指者,并称彼等曾“涕泣诤谏,屡遭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剩”最后提出自命为“救国主张”之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 。”至所列八项要求,则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实际注重于剿共军事;)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实行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 。
此我等于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晨抵京时,京中紧张迫切之状况也 。此时当余之前者,不仅为余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其变化实易受热情与狂想之激荡,而余本人复系有严重个人之利害 。第一念袭我心头,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 。继余复念,此事若处理得宜,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决,余必坚持我主张,将一切措施纳诸合理轨范之中 。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 。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 。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 。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
是晨八时前,余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 。端纳亦同时去电,盼其即复 。余等到处搜索消息,而消息始终沉寂;周遭接触者唯紧张之流露,形形色色之猜测;辗转传布,如飞沙,如雷震,诸凡捕风捉影之传说,眩人欲迷 。时西安电线早已中断,不特西安之真相无从探索,而亦无人能一究其事实发展与结果何如也 。
余迭向京中诸要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 。余主张:既未能确证西安将领别有企图曷若姑信其言之由衷,一方面迅速搜寻其动机之真相 。余曾作臆断曰“或者彼等确有不平之情绪,而自谓具有相当之理由 。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怀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 。”
西安来电所提八项要求,余初未加以重视,当时一般人亦多作如是观 。盖张学良部以西北地瘠民贫,驻军其间,早感不满,故测其所提政治条件,实只备为移调丰腴省分谈判时之借口而已 。主张讨伐者或即因此而益坚其主张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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