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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特 2020的另一面：5G的斯普特尼克之年

1958年，汉娜·阿伦特出版了著名的《人的境况》。在这本书里，她指出在高度科技化、自动化的现代情境下，人类依旧可以摆脱政治冷漠、消费狂欢与重复劳动的控制，依靠理解和认同多样性来回到人的本源，去获得开端启新的行动能力。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汉娜·阿伦特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起源在于1957年苏联刚刚发射了全球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人类科技首次走出地球，在美国引发的却并非振奋，而是对科技进化的惶恐、携带政治立场的质疑，以及对于未来的种种恐惧。
在那之后的历史证明汉娜·阿伦特没有说错。虽然人类经历了种种问题，但太空科技非但没有引发大规模负面影响，还支撑了一个科技的黄金世代。在卫星的帮助下，全球定位系统与通讯网络相继建立，全球民航系统大发展，信息革命与互联网随之到来。可以说，如果没有人造卫星，人类的通信、旅行、娱乐和生活都将大打折扣——科技发展并没有成为政治工具或者零和博弈的砝码，反而促进了人类共同利益的极大提升。
历史似乎总是相似的，曾经的人造卫星像极了今天的5G。当一些技术外的不确定性发生，一些人会带上莫名的有色眼镜看待技术。在2020年的种种纷扰中，5G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被打上了错误的标签。
普特 2020的另一面：5G的斯普特尼克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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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的不确定性中，5G应该如何建立确定性的价值信任与全球联接？面向这个问题，华为在12月10日举办了“TrustInTech 2020线上峰会”。华为常务董事，运营商BG总裁丁耘，华尔街资深投资人Jim Rogers, GSMA首席营销官Stephanie Lynch-Habib等来自全球各地的ICT行业专家、经济学家，共同围绕全球共同面临的新型挑战，发出了拥抱开放合作，共享科技繁荣的呼吁。
我们就基于这场峰会中的讨论，一起来聊聊2020的另一面，这个充满纷扰与魔幻年份的另一面：关于信任，希望和全球化，技术始终在为我们提供一个恒量。
不确定中的确定：斯普特尼克号与2020
技术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变幻不同，其影响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去呈现，但最终结果却是巨大而不可逆的。
就像斯普特尼克号发射的时候，美苏两国处在冷战开端，欧美“反文化主义”盛行。并且当时人类刚刚用尽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能量，第三次工业革命似乎遥遥无期。于是在当时很多欧美人士看来，人造卫星指向的未来不是人类福祉，而是深深的不确定和恐惧。
这些情形与今天很多人面对5G时的态度似乎如出一辙。2020年，全球出现了种种令人不安的迹象，于是科技的进步也被裹挟其中，变成了无数悲观环节中的一个。
比如有人说防疫口罩中固定用的金属片是5G天线，使用后会被跟踪，甚至引发癌症；有人说5G会侵犯隐私，甚至因此进行了游行；有人把5G归为阴谋论之一，认为疫苗和5G是毁灭人类的导火索。
普特 2020的另一面：5G的斯普特尼克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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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极端表现形式，背后隐藏着2020年过多不确定性的集中爆发。人们将不安归罪于5G以及科技的进步，可能背后有三种思想上的压力根源：
1、国际摩擦持续升级，很多人开始将属于全人类的5G进步归想为某些国家的独占资源，以此将5G归为零和博弈的砝码，给5G附带太多额外因素。
2、疫情导致的混乱局面与大面积心理压力，让人们开始担忧未来。而5G作为全新的技术载体，也就沦为悲观情绪的宣泄口，被莫名附加上科技负面想象的种种因子。比如跟5G致癌、5G侵犯隐私之类的阴谋论相联。
3、疫情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全球经济滑坡，企业复工复产与全球贸易艰难。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对5G报以过分的经济期待。于是5G不管发展多快都是慢的，带来多大的价值都是少的。5G会被即刻归类为“不够用”“太假了”。
这三种来自世界不确定性的情绪，就像人造卫星诞生时一样。但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却有一个因素是确定的：技术进步了就不会倒退，生产力改变了就不会回缩。
华为运营商BG首席技术官Paul Scanlan认为，“我把2020年称为‘斯普特尼克时刻’，正如同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在1957年发射成功，人类从此进入太空探索时代一样。在2020这一年，伴随5G的成熟，一切都改变了”。
普特 2020的另一面：5G的斯普特尼克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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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商用带来的确定价值已经真实流淌到了现实世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产业空间。5G技术带给各行业的升级潜能，是以往的移动通信周期不曾见到的。或许对于新鲜事物，尤其是技术进步，人类始终是充满不信任的。每次工业革命都证明了反智主义必然出现。但那些悲观想象却一次又一次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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