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很容易被造型特别的展品吸引眼球，虽说是宋瓷，竟然能看到鼎、鬲、琮、樽、觚等先秦时期的古礼器，实在与大众印象里的宋代风物有挺大差别 。只不过这些物件并非青铜器，而是精美的瓷制品 。在中国瓷器史上，南宋之前，很难见到这些先秦礼器以瓷器的面貌出现 。那么后来它们为何会如此集中地涌现于南宋实质上的“都城”临安呢？这与一场倾国离乱——靖康之变相关 。而一切的源头，还要追溯到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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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灰青釉双耳香炉，南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汴京官窑的迷雾
在我国瓷业发展史上，宋代是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瓷窑遍布大江南北，名窑迭出，瓷器亦品类繁多，各竞风流，并开始对欧洲及南洋诸国大量输出 。宋代瓷业以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为代表，其中“官窑”最易引起歧义 。从字面上来看，广义的官窑泛指历代官府烧造瓷器，贡器或者官场皆可作此称 。但在瓷器史上留下浓墨重彩、跻身五大名窑之一的那个官窑则是特指宋代由宫廷所设，为皇家烧制瓷器的窑场 。南宋以后，“官窑”成了特定的专有名词，后世历代皇家所设窑场所烧制的瓷器则以“御窑瓷”代称 。
官窑有北宋与南宋之分，其中北宋官窑存在巨大争议，连设窑的时间、地址本身也有不少谜团 。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至今没有找到任何北宋官窑的遗址；二是北宋官窑存世的瓷器极其稀少，仅有的几件还是存疑状态 。学界甚至有较激进的一种观点，认为北宋官窑压根就不存在 。但是北宋官窑的确有明文记载，南宋文人顾文荐在《负喧杂录》里记载：“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另有叶寘于《垣斋笔衡》中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宣政”宋徽宗的两个年号“宣和”与“政和”，也就是说官窑出现于北宋末年 。顾文荐和叶寘都生活在距离宋徽宗时代不远的南宋，他们的记载应是较为可信的 。但为什么即使有文献还会存在争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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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三登方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不妨从具体器物来分析，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官窑弦纹瓶杯是代表文物之一，它最具特色之处在于仿汉代铜器式样，器身布满大片纹，纵横交错，线条简洁雅致，凸起的弦纹增强了器物的装饰性，釉色则给人凝厚深沉的玉质美感 。这种仿制古青铜器物与后来南宋官窑器的特点很一致 。而且北宋官窑的釉色、胎质都与官汝窑不同，釉层较薄，并有“紫口铁足”，只有在裹足支烧这个特点与汝窑相似 。
当然，只凭器物推测依然很难定论，要知道没有在窑址出土的东西，即使有古代大咖的认证，也难以成为铁案 。最典型的例子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粉青三登方壶，这件文物是清宫旧藏，早年被定义为北宋官窑所制，最关键的依据就在三登方壶足内面刻有乾隆皇帝御制诗《咏官窑三登瓶 》：“修内成秘器，年陈陶气澄 。那馀下策火，祗裂细文冰 。葆有精神足，疵无髺垦曾 。耤回閒玩古，即物祝三登 。”诗末署“乾隆甲午季春（1774）御题” 。作为皇家旧藏，又有乾隆皇帝御笔认证，理论上很有说服力了 。但这件文物依然引起了专业人士争议，有观点认为此物是清代宫廷的仿制品，并不属于北宋时期 。也有观点认为三登方壶是明宣德时期的器物，因做工精致，仿真度高，就连“大收藏家”乾隆帝也把它当作北宋官窑的器物 。这些观点你来我往，各有各的道理，最后搞得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拿不准了，于是近年又将原先定义粉青三登方壶年代的“北宋”标签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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